社会科学研究的革新之道——专访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
本期嘉宾
唐世平，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唐老师的研究领域广泛，主要分成五个大的领域：国际政治、比较政治、制度经济学、政治（学）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世界水平的研究，并且有广泛的著述。迄今为止，唐世平教授已经出版英文专著四部、一部中文专著、一部英文编著和一部中文编著。其中，他的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于2015年获得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最佳著作”奖。此外，他还有多篇英文研究论文发表在这些领域内的重要和顶级国际期刊上。他的第五部英文专著《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也将在2022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是少数能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出版一流英文专著的中国学者。
编者按
正如KKV所言，“对于社会科学来说，没有因果推论的研究往往是不完整的。”因果解释是社会科学中最核心的命题之一。因果关系的推论有助于识别因果机制，而因果机制则向我们揭示了从原因到结果之中的逻辑链条。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两大研究任务，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解释”与“预测”？唐世平老师近期出版了《观念、行动、结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一书，对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了系列探讨。本期政治学人邀请复旦大学唐世平教授，为我们解读和讲述社会科学研究的革新之道。
01
政治学人：唐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政治学人的专访。您的学术之路颇为传奇。您最初从生物学研究转向社会科学，最近又再次回到生物学领域，在Journal of Molecular Evolution《分子演化杂志》发表题为“The Origin(s) of Cell(s): Pre-Darwinian Evolution from FUCAs to LUCA”的文章。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您不断选择跨界？您为何会再次回到生物学领域从事相关研究？跨学科背景对于您开展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 唐世平
谢谢政治学人平台的邀请！我认为我的跨界或者我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根本性的驱动力。第一，我关心根本性的问题。这既包括对人类社会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也包括自然科学中的根本问题。社会科学中最具根本性的问题有两个：冲突与合作、国家的兴衰。这是我做社会科学研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我最开始是学古生物出身的，后来又学分子生物学。之所以选择古生物学，是因为我喜欢生命起源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是人类关怀的一个终极问题。我不敢说我对细胞起源提出的理论是绝对正确的，但我认为我把前人的许多研究推进了一步。根本性问题对于一个人的学术生涯是很有意义的，它可以不断的刺激你的思考。第二，我的学术训练可以说比较杂乱，而我也喜欢挑战自己的极限，对我来说只有难题才值得思考。当然我也思考一些容易的问题，但只有难的问题才能让我魂牵梦绕。
学了一阵古生物之后，我意识到生命起源问题其实没有可解的办法，因为“如何定义生命”本身就是个争议很大的复杂议题，所以我有一段时间暂时放弃了。与其说我回到生物学领域，不如说这个问题没有离开过我的头脑。我觉得比较遗憾的是，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整个学术界交流相对困难，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没法读到乌斯（Carl Woese）与其合作者在1977年发表的重要文章“The Concept of Cellular Evolution”，也是发表在Journal of Molecular Evolution上。我这次发表的文章也是献给乌斯，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甚至很晚才知道他，但我觉得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或者概念性的创新。此外，我再次回到生物学领域还有一个契机。2016年，我因为生病回到郴州老家住院治疗，方便父母照顾我的身体。虽然没有生命垂危，但我躺在病床上就在思考生命相关的议题，于是想到了一些有趣的点。
如果大家仔细阅读我的一些研究，会发现其实我一直对演化这个主题有比较长期的关注和发展。我认为我的相当一部分研究是致力于把演化主义或者演化范式向前推到人类社会。因为最开始的演化主义是关于生物的，当我把它推到人类社会之后，我就意识到，之所以我们从前无法解决细胞起源这个问题，原因在于演化范式在细胞形成之前是“前达尔文的”，甚至是“非达尔文的”。我们要理解细胞的起源，就必须突破达尔文演化的枷锁。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研究其实跟我的跨学科背景有很大的关系，长久以来我的跨学科训练确确实实对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影响，尽管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清楚这个影响会在什么时间点显现出来。
02
政治学人：是的，跨学科的背景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不同的切入视角。您曾经撰文指出，观念、行动和结果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简约层次上的三类客体，这也是您的新著《社会科学方法新论》的标题。那么，为什么是观念、行动和结果呢？
■ 唐世平
这是我长期思考获得的结果，要做这样的研究就一定要穷尽，但是又不能过于琐碎。将社会科学研究中最简约层次上的三类客体归纳为观念、行动和结果，一方面足够简约，另一方面又足够丰富，我也可以对它做一些比较好的社会科学哲学的阐述。
为什么是观念、行动和结果呢？你当然可以指出很多其他细碎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把它们最简约化以后就只有这三个层次。我认为一旦把这三个层次甄别清楚以后，很多关于认知论方法的争论就马上就变得清晰起来，而且马上就能知道为什么有的认知论的立场是不成立的，或者说只在非常小的范围内成立。尽管有些方法被宣称为是万能的，但其实并不存在这样的方法。我知道有一位读者，他得出了一个简洁的领悟，那就是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同时面对这三个客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可以从本体论上说要求我们现在的学生需要知道不同的方法。因为你要研究这些客体，本身就需要不同的方法。
03
政治学人：刚刚您也讲到，观念、行动、结果是您长期思考后总结出来的最简约层次上的三类客体。在思考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些曾经考虑过但最终又被排除掉的备选项呢？
■ 唐世平
当然。要在最简约的层次上归纳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我们需要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其他类别都归结为这三类客体中的一类。我举一个最简洁的例子，譬如说文化或者是意识形态，可能大部分人都会将它们归为观念。但是，它们不是本体意义上的观念。因为本体意义上的念只存在于我们个人的脑子里。文化或者意识形态虽然都有观念的成分，但已经是一个群体层次上的社会结果，这样一来反而容易理解了。为什么我们不能随意用文化或者意识形态去解释一个人、甚至是一个小群体的行为呢？因为个人行为还是由他脑子里最直接的观念驱动的。不过我们又确实可以承认，个人观念可能受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于是我们可以把整个链条更加清楚地勾画出来。
04
政治学人：您是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界最早呼吁提升国内研究方法水平的学者之一。从本源来看，研究方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有何种意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兼具操作性、科学性、思辨性和理论性？
■ 唐世平
所有的科学问题都是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所以数学不是自然科学，它只是一种科学语言。那么科学研究的本质是什么？这也很简单，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一个研究如果不是在回答“为什么”的问题，那便不是科学研究，最多只是在描述科学研究的一个起点。因此，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需要提出一个“为什么”的问题。知道一个现象很多时候并不需要科学家，探索现象背后的原因才需要科学家。
一旦认识到这一点以后，那我们就可以说研究方法是一把手术刀。自然科学走到今天，是要依靠各种各样的科学器械的。如果没有望远镜、火箭、空间站，物理学或者天体物理学是没办法发展的。同样的，没有研究方法也就无法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方法对社会科学的意义和设备技术对自然科学的意义是相当的。如果没有好的研究方法，我们只会有极其朴素的社会科学。
所有的方法都具有操作性，都必须有科学性，否则就不叫方法，而是叫玄学。但研究方法不一定有理论性，因为方法就是发展理论的工具。很多时候，方法其实是用来验证理论的一些实证手段，所以方法本身没有本体意义上的理论性。我打个比方，所有的计量社会科学都是以统计和概率知识为基础。虽然统计和概率可以说都是理论，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这里的理论性是指方法背后有一套逻辑，同社会科学的理论不一样。理论这个词语用得太泛，我们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说，理论就是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的答案。所以你可以认为统计学或者概率论也是理论，但其实我们可以称之为模型（model）。最后，方法论有没有思辨性？我认为实证意义上的研究方法可能思辨性不大。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不同方法之间可以相互辩论、相互借鉴，但方法论本身不具有思辨性。
图片 | 唐世平老师2019年于多伦多参加ISA（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会议
05
政治学人：您也是优良学术共同体的积极推动者之一。2012年，您与多位中青年学者发起旨在推动学术交流的团体“五角场学派”，希望把比较政治学引入中国。但是，错误的案例比较方法很大程度上会削弱因果解释力。您能谈谈比较方法在目前研究中的一些常见误区吗？我们应当如何在研究中更好地使用比较方法呢？时空赋予了社会科学研究何种意义？
■ 唐世平
简单的说，没有时空就没有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时空赋予了科学以可能性，是科学的基础之一。时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可以框定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大致限制，提供一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环境。当然时空对研究方法也有一定的限制，比如斯考切波这样的大师在比较各国革命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在时空上跨度很大，这样的比较可能以现在的标准来说都不一定靠得住，但这不代表她的作品影响不够。恰恰相反，因为《国家与社会革命》是在特定时空下产生的作品，所以在特定时空下有大的影响。
我想简单谈谈几个研究方法使用的常见误区。第一，有些研究会使用所谓的“文献分析法”，这属于在研究方法使用上还没有入门的情形，当然现在已经相对少见了。我们所有的研究都必须有文献综述，都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向前看。做文献综述是有技巧的，但它并不是一个研究方法。第二，一些研究者认为质性研究或者案例研究就是随意选择一个案例进行描述，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其实要做好质性研究也是很困难的，质性研究或者案例研究也有非常严谨的方法，必须说明选择案例的理由。另外，通常对于建立理论或者验证理论来说，单案例肯定是相对不可靠的。比如过一个空间内的某一个点，你可以画出N条线，你怎么能判断出哪条线一定是对的呢？第三，随便拿两个案例进行比较也是行不通的。刚刚我批评斯考切波的时候也讲到了，我们在做比较时要注意时空问题，要论证案例选择是否合适。
我也提一些定量研究方法中的常见误区。第一点是许多研究者都提过的，我们做定量研究的时候不能一开始就随意进行回归分析，而是要对数据做一些基本的描述性统计。我认为描述性统计比很多回归都带有更直观的信息，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是现在的社会科学界越来越接受的一点，也就是研究最开始的几个回归模型不要放入太多的控制变量。在模型中放置任何一个控制变量，它都可能和核心自变量有相互作用或者对因变量有贡献。
最后我还想提一种常见误区，我是国内比较早的使用QCA方法的学者之一，但我还没有充足的时间把这个方法详细写出来介绍给大家。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关于QCA的国内外的文章，但我们其实还在发展QCA技术，我们中心应该很快会推出一版新的QCA软件。值得注意的是，QCA并不适合做那些本身就有很多时间变化的连续变量。如果你有面板数据，那最好还是别用QCA，我觉得这个方面也是个不小的误区。当然，尽管现在QCA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还不是最主要的一个技术，但我认为它还是有特定的价值。
06
政治学人：比较现代化研究是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五角场学派”也试图探索发展中国家的未知领域，从而更好地迎接现代化。您曾撰文指出，现代化是国家发展最为核心和经久不衰的话题，现代化的研究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当下现代化研究中最有潜力的理论增长点有哪些？如何构建科学的现代化理论呢？
■ 唐世平
我认为现代化研究有很多潜在的增长点。对于中国这样还未完全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来说，现代化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世界绝大部分国家都还不是现代化国家，都需要对现代化进行理解。然而西方的现代化国家已经不太研究这个问题，他们可能偶尔会研究经济增长，但是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学术议题已经不存在了。因此，我觉得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要把研究现代化作为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使命。正是因为我们需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以这一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科学的现代化理论要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研究“为什么有的国家的现代化成功了，有的国家的现代化却不成功”。提出一个科学的问题以后，再使用科学的方法去解答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科学的做法。当然理论建构是有好坏之分的，但至少从操作意义上来说这是科学的。
07
政治学人：在理论建构中，有时我们能够建构起一种普遍性的广义理论，譬如您的第二部英文专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2011）。但对于许多领域，研究者们都认为几乎没有发展出广义理论之可能，譬如您也认为对现代化理论而言，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在特定时空中构建现代化的中层理论。那么对于研究者而言，广义理论和中层理论有无高下之分？广义理论是否才是最终追求，而中层理论只是一种受制于认识水平的权宜之计？
■ 唐世平
在自然科学里，万物始终要遵守一定的物理规则或者定律。广义理论和中层理论可能有高下之分，比如牛顿的理论就包含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里面。但是，社会科学不是这样。正如我们刚才谈到的，时空是社会科学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条件，因此我认为广义理论和中层理论在社会科学中没有高下之分。当然，我承认广义理论的构建更加困难。但在有些领域里，建立广义理论的可能性更大，譬如制度变迁。因为关于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并不探讨每一个具体制度的变迁，而是讨论任何制度如何变化的，那么我们可以说制度变迁理论是可以广义化的。这与达尔文的演化论非常相似，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本身也是一种演化主义的理论。达尔文的演化理论为什么如此具有解释力呢？他指出，不论是地球还是任何一个出现在其他行星上的生命系统，都遵循“突变-选择-遗传”的规则，这就是一个广义的理论。
有些领域是可以发展出广义理论的，另外一些领域可能就很难做到了。现代化就是一个不太可能发展出广义理论的领域，因为它有时空的限制，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现代化的研究非常强调时空、强调有好几波。从前很多现代化的研究都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如果从认知论上加以批判，就可以说他们忽视了时空对现代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在自然学科里我们可以说中层理论是受制于认知水平的权宜之计，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不存在这样的说法。
08
政治学人：社会科学的研究任务基本可分为解释(explanation)和预测(forecasting)两类。您认为这两类研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 唐世平
最理想的状态是一项研究可以同时做到解释和预测。但是在社会科学里，我认为预测是比较困难的。自然科学的预测更容易实现，我们祖先留下的历法直到今天都大致具有准确性的。社会科学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这主要是因为人具有能动性，而不仅仅只是物理意义上的一个客体。不过，某些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某些情况是可以预测的，只是这种预测一般都只能在概率不大的情况下进行。很多时候我们建构的理论具有解释力，但它可能只有非常小的预测能力，作为预测工具来讲它就不具备太多的解释力。预测是一个黑箱，我们现在做的一些预测研究就是使用模拟的办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仅要能够预测出来，还要能够说明为什么可以预测出来。我认为一项研究同时能够解释和预测是一个比较艰难的任务，不过在某些领域可能可以做到。虽然我不清楚在哪些领域能够完全做到，但我觉得两者之间可以有一定的匹配度。事实上，我们目前对于选举或者战略竞争的某些预测都是建立在此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比如，对于选举的研究就需要关于政治事件冲击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支撑。所以，我认为未来解释和预测在有些地方是可以结合的，但我不是说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可以预测。
2021年7月16日于复旦大学文科楼开展线下访谈
图片 | 唐世平老师（中）和采访者顾嘉伟（左）、大兰（右）的合影
09
政治学人：不同于许多理工学科，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预测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长期以来，研究者们对政治事件和行为的可预测性充满质疑。您带领的复旦大学复杂决策分析中心一直对预测研究抱有热情，也对美国和台湾地区的选举有过精彩的预测。您为何想要推动预测研究的发展？为何选择选举预测作为开展预测研究的重点领域？
■ 唐世平
我个人认为人类都喜欢预测，只是有时候做不到。只有理解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特性，才能更好地进行预测。比如，结果作为最简约的三类客体之一都是涌现性结果，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行为导致的结果都不只是因为这一个行为，而是人的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使得它反而可能是可以预测的，因为它不是由一个人决定的，一个人在特定时间的一个行为相对来说是难以预测的。当然，我们也在这方面努力，不过对于涌现性的结果，我觉得进行预测的可能性更大。
技术进步对于预测研究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我们做预测研究会通过计算机进行模拟，只有算力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才能实现。我们目前使用的技术70年代就出现了，甚至有人说50年代就有，但是那个时候由于算力不够，只能起到佐证作用。总的来说，只有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社会科学本身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积累到了一定程度，我们才能不断推动预测研究向前发展。
就预测研究的领域选择来说，其实我是比较偶然地选择了选举预测这个领域的。我此前是不研究选举的。有一次和一位台湾学者吃饭，我跟他开玩笑，说你们做的很多研究都不好玩，我来做一个好玩的研究让你们都失业好了。虽然当时是开玩笑，但我很多时候愿意先“吹吹牛”，然后再把事情做好。选择选举预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可以通过公开发布结果，让公众了解并检验我们的预测研究，这是一个非常开放的领域。
事实上，我们做任何决策，做任何决策咨询，本质上都是在做预测。举个例子，我带夫人孩子出门旅游需要花很多时间做攻略，我就开始思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做攻略的本质其实也是决策问题，一旦你从这个角度进行思考，那么就可以进行优化。
10
政治学人：预测确实是很有趣的。您不依赖民意调查而是选择基于计算机模拟的选举结果（得票率）的精准预测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是否可以简单介绍当前选举预测研究的主要方法有哪些？您对于选举结果的预测为什么能够得出相对精准的结论？
■ 唐世平
选举预测不仅限于民调，科学的选举预测可以划分为四类范式：意见聚合范式、模型范式、混合范式与大数据范式。意见聚合范式通过测算调查对象对候选人、政党的支持意见或基于意见的支持行为来预测候选人的获选概率，比如民意调查、博彩市场预测。模型范式依据影响投票决定的某些关键影响因子来构建模型以预测选举结果。混合范式通过一定规则综合不同预测手段来优化预测效力，以期克服单一预测方法的局限。近年来大数据范式逐渐呈现出预测潜力，它主要是通过收集社交媒体上网民关于选举的语言和行为数据，并借助机器学习算法预测选举结果。
我们的预测是基于ABM模型（Agent-based Modeling）的仿真模拟，完全不依赖民意调查。简单来说，这个技术可以在系统中生成几百万甚至几千万选民，然后让他们根据一些规则投票。我们已经知道历史投票的结果，所以可以通过机器在成千上万的模型中筛选，最后得到符合历史选举结果的几十个或者几百个模型，帮助我们进行预测。在我们的这套技术出现之前，大家都觉得除了依靠民意调查和一些回归方法，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预测选举结果。这些预测方法基本上只能预测谁获胜，而我们的预测可以预测得票率，要求更高。预测得票率之后，判断谁输谁赢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坦白来讲，我一开始并不知道能够做到这个水平，但我坚信这条路可以走得通，因此我们不断进行尝试。随着数据越来越充分、算力越来越强大，我们肯定可以做的越来越好。我们的研究并不是一个奇迹，明白这一点对于捍卫科学是非常重要的。科学都是值得怀疑的，可以被质疑、被推翻，所以做科学探索首先就要不怕批评。我们每次都将筛选出的模型给出的结果原原本本地展示给大家，不做任何修饰。公布预测结果的时候我的团队成员当然都会很紧张，我也会有一点，这都是正常的，但我会安抚他们，告诉他们如果失败了责任全在我，如果成功了我们就一起分享成果。科学是允许失败的，而且必须允许失败。我们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完全放弃某个研究，你怎么确定第一次的研究路径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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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您著有《众人皆吾师》的学术随笔，记述了一些您交往过的知名学者，如张蕴岭、阎学通、时殷弘、阿米塔夫·阿查亚、杰维斯等。这些老师为什么能成为您的老师？您在作为老师的生涯中，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学生的？在青年学者生存压力渐趋增大的当下，您认为理想的师生相处之道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
■ 唐世平
这本书当中提到的老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给我上课或者做我导师的老师。我认为“众人皆吾师”应当从一种内功的角度上去理解。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还不够，从内功的意义上理解，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只是他能教授给你的东西不同。当然这本书里主要写的是学者，有些比较著名，有些就相对不知名一些，但我认为他们都直接或者间接教给我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可能只是读过他们的书，很晚才有见面的机会，甚至从来没有见面，就像我跟杰维斯通了十年的电子邮件。我觉得只要足够虚心，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的老师。
作为老师，我觉得碰到优秀的学生要看运气，但是同等条件下能把学生培养到什么样的水平，就要看老师怎么去培养。
我跟学生打交道力求简洁。第一，我不帮学生逐字逐句改文章，但我乐于和他们讨论，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也会动手改。第二，我鼓励学生们之间互相交流，学生写出来一个初稿，我支持他们先给身边的同伴看一看，博采众长。每一个好的问题都是可以不断生长的，能够让我们从多方面去加以思考。所以我恰好认为压力大的时候不要让自己变得特别短平快。学者应当为人类社会贡献知识，在研究初期遇到一些困难是正常的，但要让自己逐渐成熟起来。我认为好的研究一定是有持续产出的，刚开始一两年你确实会比别人慢一点，但后来你就会发现你已经积累了很多可以写的议题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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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人：非常感谢您的回答，采访的最后是“政治学人”读者的福利时间。我们都知道，您是《国际研究季刊》、《安全研究》和《中国国际政治杂志》等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刊物的编委会成员，还是《世界政治》、《国际问题研究评论》等十多家高水平英文刊物的匿名审稿人，近期又受邀成为国际关系与国际安全领域的顶级期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 Security）和一流期刊《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编委会成员。所以我们想请您分享一些发表学术论文的经验或者小故事，以激励和帮助年轻一代政治学人不断前进，在国内外刊物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
■ 唐世平
有一些简单的经验是非常基本的。在投稿前一定要把你的文章给别人看一看，而且要多找一些人帮你提意见。如果你的文章是英文文章，你还需要找母语是英文的人帮你把把关。在大家眼里，我可能是一个在发表上比较顺利的人，但其实我也遇到过挫折。
在发表文章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至少要做到几点。第一，文章的质量要足够好，不仅可以说服你自己，也能说服你周边的同伴相信它是一份比较有深度的研究。第二，要和同行进行充分的交流对话，他们不仅可以提供修改意见，还可以为你介绍合适的期刊。了解学界内各类杂志的品味风格还是有必要的，如果找到合适的期刊，发表就会事半功倍。这里还要说明，不是影响因子越大的期刊就越好，我认为好的研究发表到哪里都改变不了它的价值。比如说科斯的最重要的两项研究并没有发表在Top5杂志上，最终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第三，对于母语不是英语的学者来说，一定要突破自己对英文写作的恐惧，逼迫自己直接用英文写作，这会很好地锻炼自己的英文写作能力。第四，要学会欣赏写作。作为读者，我们既要学会欣赏他人作品中的知识，还要能够欣赏写作风格。我很欣赏谢林(Schelling)，即便我认为他的很多思想是错误的，但我仍然觉得他的写作相当不错，他能够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告诉读者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一种能力。
其他的方面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领悟，我自己在发表过程中也有比较痛苦的时候，希望大家要努力克服，祝愿大家不断进步，发表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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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采编：顾嘉伟、大 兰
本期编辑：高梦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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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核：欧阳星、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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